第一配资网避暑山庄的两种命运：康乾时期的“会客厅”，晚清时代的“避难所”

在华北与东北的交界处，一座恢宏的皇家园林静卧于武烈河西岸的谷地之中，它不仅是清代帝王避暑的胜地第一配资网，更是清王朝政治、军事与民族关系的缩影。这座园林，便是承德避暑山庄。

而这座山庄，也和清王朝一起，历经了盛世的辉煌与末世的沧桑。

为什么选中这里

清初，避暑山庄所处位置无汉语地名，蒙古语称“哈仑告鲁”，汉译为“热河上营”，与下游约五公里处另一聚居区“热河下营”对应。“热河”一词是当地居民对今承德市武烈河的俗称，因武烈河上源及沿流“多热泉，冬亦无冰”而得名。当时，热河流域并未得到有效开发，尚处于较原始的状态，是“名号不掌于职方，形胜无闻于地志”的“自古塞外荒略之区”。

而这一块“塞外荒略之区”的命运转折点，出现在康熙四十年（1701）。

这一年，康熙自北京启程赴遵化马兰峪祭拜孝陵，沿途停留十日。路线从出息烽口经中六沟、七沟、喀喇河屯、两间房，入古北口回京，自七沟行至喀喇河屯，须经过“哈仑告鲁”也就是“热河上营”。据《康熙起居注册》记载，当时的热河上营“山林郁叠，河瞰环抱，热泉涌流，水面无冰”，想必康熙对这里的环境是比较满意的，第二年又去了热河上营，并驻扎28天之久。

第二次驻扎热河上营，康熙开始考虑在这里修建行宫的可能性。

清军入关并定都北京以后，一度对北京的炎夏气候很不适应。顺治七年（1650），摄政王多尔衮就曾因“京城建都年久，地污水碱，春秋冬三季犹可居止，至于夏月，褥暑难堪”提出修建行宫避暑的主张。康熙时，为镇压蒙古叛乱，康熙多次北巡，同时也在蒙古草原设立木兰围场以训练军队、固边守防。从京城到围场，需要休息补给，修建行宫成为必需。

而热河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建造行宫，本质上还是为了对抗蒙古、沙俄等潜在威胁，因此，选址尤为看重地利。朝鲜驻大清朝陪臣柳得恭曾说：

窃观热河形势，其左通辽沈，右引回回，北压蒙古，南制天下，此康熙皇帝之苦心。

如在热河建行宫，对沟通东北与内外蒙古，用兵中俄边境，接连西北蒙、回各部，向南控制中原，皆有好处。皇帝在此避暑消夏，日常政务仍需处理，因此好的地理位置尤其重要。热河上营虽然地处塞外，却“道近神京”，“章奏朝发夕至，往还无过两日”，康熙驻扎此地时“综理万几，与宫中无异”。

其次，皇家园林选址素来讲究“师法自然，巧借山水”，而热河上营一带恰得天地之灵秀。这里群峰环抱如屏，清流蜿蜒似带，烟岚缭绕间尽显蔚然深秀之姿。其山势有北国雄浑之气魄，水韵又得江南婉约之灵秀，南北风韵在此奇妙交融，形成独一无二的景观格局。

如此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不仅为营造大型皇家园林提供了绝佳的自然基底，更暗合“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造园至境。山川形胜既可因势利导，又能借景成趣，使工程营造事半功倍。

另外，热河一带在清初尚属人迹罕至之地，远离繁华市井，既无密集民居，亦少农耕田舍。在此营造行宫，既能避开百姓聚居区，又不会因工程兴建而损毁农田屋舍，可谓“不扰民、不伤农”的理想选址。

考虑周全后，康熙四十一年（1702）七月，康熙下令营建热河行宫，对热河上营“差官划界布桩，此后禁断行猎、放牧”，并“著于山东、直隶招延工役，近于围场伐运木植，兹地选山采石，预修窑场”。

次年年初，工部、内务府相关人士齐集热河下营，测量、绘画、构图、设计，各司其职，同时根据“省输辘之劳，宜就地取材”之旨意，开始备料采办事宜。康熙四十二年七月丁卯（1703年9月4日），热河行宫正式奠基开工，此时仍名“热河上营”。

热河行宫的修建持续了五年，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在官方档案中由“热河上营”改称“热河行宫”。修成三年后，康熙对其“胜境总观细赏”，遂有感而发，赐行宫名“避暑山庄”，并作《御制避暑山庄诗》三十六首，钦此核心景观共三十六景。乾隆即位后，对避暑山庄进行了大规模扩建，吸收江南园林特色，增建宫殿和多处精巧的大型园林建筑。乾隆仿其祖父康熙，以三字为名又题了“三十六景”，合称为避暑山庄七十二景。

避暑之外，还有多功能

避暑山庄除了供皇帝游玩赏乐，还有一个重要职责，那就是作为民族团结和国家政治舞台。它不仅是清王朝处理民族事务的核心场所，更是其宗教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心。

从康熙至乾隆，避暑山庄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悠久历史。这座塞外行宫常年接待着来自边疆各地的少数民族首领，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高山族等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经常在避暑山庄拜见清朝皇帝。清廷为此创设了“年班”制度，各少数民族上层按既定次序轮流入觐。

其中，由于清朝与蒙古一向有“满蒙一家”的特殊联盟关系，蒙古王公不仅入觐频率最高，接待规格也十分隆重。

乾隆十九年（1754）夏，避暑山庄迎来了一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盛会。厄鲁特蒙古杜尔伯特部首领策凌、策凌乌巴什、策凌孟克（史称“三策凌”）率部众万余归附清廷，乾隆在此举行了隆重的接见仪式。

三策凌归顺的原因，在于不满准噶尔蒙古的分裂统治。自17世纪末，准噶尔汗国在噶尔丹率领下崛起于西域，成为清朝西北边疆的最大威胁。康熙曾三次亲征，虽在乌兰布通（1690）、昭莫多（1696）等战役中获胜，却未能彻底解决准噶尔问题。雍正时期，清军更在和通泊之战（1731）中遭遇惨败，被迫与准噶尔议和。

至乾隆初年，准噶尔内部权力斗争加剧。达瓦齐篡夺汗位后，对杜尔伯特等部横征暴敛，导致各部离心。三策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乾隆十八年（1753）毅然率部东迁归清。他们的归附不仅削弱了准噶尔势力，更让乾隆有获得准噶尔内部一手情报的机会。

乾隆敏锐把握这一契机，调拨大量牛羊、粮食妥善安置归附部众，并编设旗盟，任命策凌为盟长，策凌乌巴什为副盟长。在澹泊敬诚殿的接见中，乾隆帝分别册封三人为亲王、郡王和贝勒，并连续五日于山庄内万树园设宴款待，邀请青海、喀尔喀等地王公作陪，席间还安排了盛大的烟火表演。

同年冬天，乾隆于避暑山庄又接见了归附的厄鲁特蒙古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一行，破格册封阿睦尔撒纳为亲王，其部将讷墨库、班珠尔为郡王，其余头领也分别授予贝勒、贝子等爵位，以示优抚。

通过此前“三策凌”与此次阿睦尔撒纳的详细奏报，乾隆深入掌握了准噶尔内部权力斗争、民生凋敝的真实情况。在军机大臣的协助下，乾隆果断调整了军事部署，将原定次年四月的出兵计划提前至二月，以抓住冬季游牧部落休整、难以快速集结的战机。第二年，也就是乾隆二十年（1755），乾隆调集五万兵、十四万匹马，派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萨喇勒为定边右副将军，分两路向准噶尔进攻。此次进攻大获全胜，为后来清军彻底平定准噶尔割据势力奠定了重要基础。

除北方少数民族外，来自台湾的原住民，也定期前往避暑山庄朝觐。康熙二十三年（1683），康熙皇帝派施琅将军收复台湾后，在岛上设立一府三县，归福建省管理。到了乾隆时期，每年都有台湾原住民头目带着贡品朝见皇帝。

乾隆五十五年（1790）七月，台湾原住民12位首领来到热河，参加了乾隆80岁寿辰庆典。朝鲜使臣柳得恭在《滦阳录》中详细记录了他们的穿着打扮：

台湾北路狮仔社怀目怀、中路多萝大补社投旺、南路望子立社均力力等，皆剪短发，着绿色长衣，外穿红短衣，缘以金线缎；冠前后詹崛起，龌龊，画云纹，正中加穹窿。梁列插鸡羽，冠左右悬小铜铃各三，行步叮当响。项悬木牌，一面画其所居社名。

乾隆十分重视和台湾的交往，专门派人迎接。回去时还派官员护送。路上有位首领不幸染上天花去世，乾隆还特意命人准备棺材，将遗体送回台湾。

另外，作为清代重要的宗教活动中心，避暑山庄周边兴建了规模宏大的外八庙建筑群，其中，普宁寺仿西藏桑耶寺而建，普陀宗乘之庙则取意布达拉宫，成为联结清廷与蒙藏地区的宗教纽带。乾隆四十五年（1780），西藏第六世班禅额尔德尼不远万里东行觐见，在须弥福寿之庙举行为皇帝祝寿的法会，数万僧众齐聚诵经，盛况空前。山庄内的永佑寺作为皇家寺院，每逢重大节庆都会举行满、汉、蒙、藏多民族共同参与的祈福仪式。这些宗教建筑与活动，不仅满足了各民族的信仰需求，更通过藏传佛教这一共同信仰，强化了边疆地区对中央政权的向心力。

面向世界

在团结国内力量之外，避暑山庄也是清朝对外观察的一个重要窗口。

乾隆五十八年（1793）八月初三，英国使团在马戛尔尼率领下抵达热河，乾隆皇帝在御幄蒙古包举行的庆典上，接见了英国使团。英使向乾隆递交国书，赠送礼品。据使团秘书斯当东记载，乾隆乘坐十六人抬的肩舆抵达，仪仗队“鼓乐开道，十分煊赫”。马戛尔尼以单膝跪地礼（而非清廷要求的三跪九叩）呈递英王国书，乾隆未当场阅读，仅将信转交大臣。

马戛尔尼在回忆录中特别描述了乾隆皇帝的外貌：

“身材匀称，约五英尺七英寸高，虽年逾八旬，但精神矍铄，目光炯炯有神。”

仪式结束后，乾隆赐予使团成员大量御用瓷器、丝绸和玉器，其中一件精美的珐琅怀表后被马戛尔尼赠予英王。

紧接着，使团参加了万树园举行的盛大的蒙古包宴，游览了山庄湖景和外八庙。宴会现场搭建了数十座装饰华丽的蒙古包，其中主帐“直径逾十丈，内铺精美地毯，陈设金银器皿”。使团成员注意到，宴会采用满蒙特色的分餐制，每道菜肴均盛放在精致的掐丝珐琅食器中，由太监跪奉。马戛尔尼特别记录了烤全羊这道主菜：

“整羊烤至金黄，由侍卫以银刀分割，香气四溢。”

席间还表演了满族传统的“庆隆舞”和蒙古摔跤。湖区景色也被称赞“完美融合了人工匠心与自然野趣，处处体现着中国文人的审美情趣”。

然而，使团也同时注意到避暑山庄内外的种种反差。避暑山庄“壮丽宏伟”，而热河城街道却“弯曲不平，尘埃满地”，普通百姓“蜗居低劣草舍”。此次英使访华，意图打开中国门户，开拓中国市场，然而这企图开拓东方贸易市场的构想，并没有实现。乾隆在《赐英吉利国王敕书》中“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的论断，固然展现了帝国的自信，但也凸显了当时对世界局势的认知局限和闭关自守的心态。

命运的阴影

短短几十年后，在避暑山庄的皇帝们，与他们眼中的“西夷”地位就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乾隆之后，因国力逐渐衰落，皇帝对巡幸山庄的热情也消减了不少，避暑山庄也失去了康乾盛世时的辉煌地位。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道光在内忧外患下，再无远行避暑的兴致。

直到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陷通州八里桥，北京城门户洞开，避暑山庄因位于京外侥幸逃过战火，成为可以躲避的选择后，才迎来空置四十年的第一位皇帝。

咸丰携后妃、亲王及军机大臣仓皇北狩，经密云、古北口，抵达避暑山庄。联军入京后，纵火焚烧圆明园，浓烟蔽日三日不绝。消息传至热河，咸丰及随行皇亲、官员大为悲痛。恭亲王奕䜣留守北京与英法谈判，每日奏报山庄，《北京条约》的条款逐日拟定。

10月24日，条约正式签署的前夜，咸丰在澹泊敬诚殿召见群臣，尽管百般不愿，但现实已无法挽回，《北京条约》就此签订。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七日，咸丰帝病逝于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西暖阁，临终前召见肃顺等八大臣，“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著派肃顺等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然而慈禧太后以“承德密道传递消息”，联合恭亲王奕䜣发动辛酉政变。同年十月，清廷颁布谕旨：

“热河避暑山庄停止巡幸已四十余年，所有殿亭各工日久未修……著即停止工程。”

避暑山庄停止维修后，逐步荒芜。

八国联军入侵后，故宫宝物损失不少，慈禧便下令将山庄珍宝运京充库。这之后，避暑山庄愈加无人问津，在接连的战火中惨遭破坏，期间大量珍宝遗失流落，数不胜数。侵华日军占领河北后，更对其中残存宝物大肆掠夺。直到新中国成立，这座饱经沧桑的皇家园林才迎来新生。